kaiyun.com 开云 体育 appkaiyun.com 开云 体育 app：什么类型的作品更受海外市场欢迎？出版“走出去”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采访了4位图书版权代理人，他们这样说……

　　近年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包括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地缘冲突等。

　　在2023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举办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图书版权代理人，通过他们的视角，了解近几年商业性版权输出的变化，并请他们为出版“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版权代理人一方面把大量时间用在对国内图书的阅读和观察上，另一方面常年与国外出版方打交道，深知海外市场对哪些图书题材感兴趣。

　　谈及近年来国外图书市场对中国图书版权需求的变化，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简称“安德鲁”）负责人黄家坤、北京玉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玉流文化”）代表车玉华以及凯琳国际文化版权代理公司（简称“凯琳国际”）版权主管冯榕的感受是一致的：整体市场对亚洲国家的图书关注度有所提高，其中东亚如日韩等国家对中国图书的兴趣明显增强了。如冯榕所说：“从凯琳国际这两年的业务情况来看，对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版权输出数量，是有明显增长的。”

　　具体到海外市场对不同品类图书的需求变化，一个显著特点是东亚国家、俄罗斯对影视作品的原著小说和漫画书的兴趣明显增强。“这是近一年来的新情况，以前从未遇到过。”车玉华说。

　　究其原因，她认为东亚国家跟中国有地缘上的亲近感，中国文化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粉丝效应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俄罗斯的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了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因此把更多的关注倾斜给了亚洲。

　　冯榕分析说，韩国读者本身就喜欢漫画作品，但韩国本土原创图书的出版速度没有那么快，或者题材没有那么好，“国内一些年轻作者的漫画图书，还是很受韩国出版社欢迎的，主要是四格漫画，比较治愈减压的那种。”她举例说，像图文漫画书《猫和狗的生活哲学》《带壳的牡蛎是大人的心脏》等等，就有多家韩国出版社来询问版权事宜，甚至有些图书出现了竞价争夺的局面。

　　另外，冯榕表示，在后疫情时代，日本、韩国、越南等对国内身心健康类图书的关注明显增强，“不少出版社来询问类似’吃出健康’、心理自助、女性心理健康等选题的图书，仅5月我们就签出了几十种版权。”

　　提到近几年版权输出最为成功的案例，非《三体》莫属。这是否会带动海外市场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关注呢？黄家坤对此持肯定态度。“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已被国外出版社普遍认可和追捧，确实引发了海外市场对中国科幻作家和作品的更多关注。” 而车玉华在意的是，国内是否可以“接住”这些关注度。“如果我们拿不出与《三体》同量级的作品，这些关注就没办法落地。”

　　相对而言，童书的版权输出似乎更加顺畅，这是因为国际童书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英语国家以外的各国文化。黄家坤介绍说，由安德鲁输出的儿童文学作家陈佳同的六卷本动物奇幻小说《白狐迪拉》，受到各国主要少儿出版社的广泛接受，已经授权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和韩语版权。

　　冯榕的感受是，之前国外出版社对童书版权的需求集中在传统文化方面，“但最近他们会询问有关儿童情绪、健康方面的图书，对科普百科也比较关注。当当网畅销榜上跟儿童情绪有关的优质原创作品，大多都已经售出了海外版权。”

　　另外，具有全球话题度的图书更容易受到国外出版社的青睐，“元宇宙、ChatGPT等题材的作品，受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关注。去年，我们把中译出版社的《元宇宙》一书输出到了韩国。今年也有日韩出版社关注并询问国内出版的有关ChatGPT的图书。”冯榕说。

　　谈及国外市场对电子书、有声书的版权需求，冯榕表示：有明显增长。“之前我们跟外方签约时，他们对电子书、有声书的版权没有明确需求，但现在会提出与纸质书版权一并签下，甚至有的出版社从电子书授权中得到的收益比纸质书还高。”在玉流文化的版权输出业务中，俄罗斯和泰国对电子书和有声书有明确的需求，“俄罗斯对压缩提炼图书精华内容的说书，也有一些需求。” 车玉华说。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我们将中国故事、中国发展经验传播给国外读者的同时，更要注重研究和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然后有针对性地策划多元的、包容性更强的图书选题。

　　近年来，日本出版社对中国的悬疑、科幻作品，以及中国在科技、企业管理方面的创新做法比较关注。冯榕说：“这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关，比如他们会关注国内出版的碳排放相关题材图书，可能是想借鉴一些经验。”

　　玉流文化应该是最早开发俄罗斯市场的版权代理公司之一。车玉华说，俄罗斯出版社对中国图书没有明显的偏好，兴趣点比较均衡。“这可能是因为俄罗斯的图书市场比较大，能容纳的品种比较多，因此不管是童书、漫画还是，或者企业发展、自我管理、商业财经等，俄罗斯市场都有需求。我们曾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编著的《智能革命》一书输出到俄罗斯，版权到期后还续约了。”

　　印尼的图书市场虽然不大，但玉流文化在这里收获颇丰——持续输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简称“中少总社”）的“植物大战僵尸”卡通漫画系列版权，现在这个品牌已成为印尼知名的畅销书系，每年都有版税结算，实现了对外合作的良性循环。

　　印尼市场对自我管理类图书也有一定兴趣。此外，越南、泰国出版社对娱乐性比较强的中国图书需求较多，如言情小说、漫画等。

　　车玉华近年来还接触了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等欧洲小语种国家的出版社，虽然这些国家对中国图书的版权需求量不是很多，但她注意到了一个变化，“近两三年，他们对亚洲图书的兴趣比以前强烈了，在大量地签约日韩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这个势头是否会蔓延到中国？她认为，要看中国出版人怎么做，本土小说家能不能走上国际舞台，“日韩出版业在国际市场的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需要耐心和坚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标准化方法，把更多图书介绍给世界，让世界选择。”去年刚刚创建新品牌并独自运作的资深版权代理人范根定认为，把中国图书介绍给世界是一项成长中的事业，“这也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

　　他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图书的英文介绍信息，这有助于让各国版权从业人员有机会对图书内容进行初步评价，是引发评估兴趣进而产生购买版权动机的“敲门砖”。

　　冯榕和车玉华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方面的困扰。冯榕说：“国内部分出版社提供的图书资料是中文的；积极一些的出版社能提供英文的图书样张、内容介绍和作者简介；更专业一点的会发来图书的相关信息，如在国内外获过什么奖。”她坦言，版权代理人不可能把很多时间用在翻译上，主要还是依靠出版社提供的相关内容。

　　车玉华建议，出版社要把版权输出的意识贯穿在日常工作中，“不能说，突然想起来要做输出，就集中发一堆资料给版权代理人。这项工作是细水长流的，平时只要出版了适合的新书就发书讯给我们，坚持下来迟早会有版权输出的成绩。”她说，国内一些大社，如中少总社、中信出版集团等，成立了专门的部门，配备专业人员，专业化程度比较高，成果也比较显著。“化学工业出版社把版权输出这件事‘刻’在了日常工作中，定期发书讯给我们，最近他们社有一套全脑开发思维游戏的图书在俄罗斯出版。”

　　除了图书介绍信息，范根定认为，“基础工作”还包括为有评估兴趣的国外出版方提供PDF样张。“如果能提供英文翻译样张就更好了；至少要允许评估者借助机器翻译工具进行评估。”他强调，信任是做好版权贸易，相互坦诚合作的基础。“如果不愿意提供样张，或者对PDF文件进行各种加密打水印，甚至转换成图像格式，为评估者带来莫名其妙的不便利，这样的版权交易工作会困难重重。”

　　冯榕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国内出版社以及内容IP方可以积极走出去，进行海外推广和传播。“童书《PNSO恐龙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套书这两年输出到了韩国和日本等国家。之所以版权输出比较顺畅，一方面是因为图书内容扎实，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与‘PNSO博物馆’这个IP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有很大关系，‘PNSO博物馆’在很多国家举办过相关展览，本身已具有一定知名度。所以在版权输出过程中，更容易得到合作方的认可。”

　　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版权代理人的作用不可小觑。优秀的版权代理人要想成为行业高手，有很多需要修炼的技艺。

　　车玉华认为，版权代理人作为“桥梁”，需要把输出方和引进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很多时候，如果直接把国内的图书信息给到国外出版方，对方可能不了解这本书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觉得是自己需要的。所以版权代理人要对图书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提炼图书的畅销点，或者做好信息转化。”她举例说，某本书从内容角度来说符合国外出版方的需求，但书名看起来关联度不大。这时，版权代理人就要灵活一些，可以直接更改书名后再发给国外出版方。

　　除了基本的图书信息，玉流文化还会尽量多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些辅助信息，“比如，有的版权我们已经输出到很多国家了，授权了很多语种，但对方不了解这些信息。我们就会把各语种的图书销售数据提供给对方，这有助于他更直观地感受到这本书的价值，产生进一步洽谈的意愿。”

　　版权输出的难度，有时会让从业者感觉付出的多，收获的少。车玉华说：“国内图书在未受到海外广泛关注时，这种情况很正常。等到一本书签给海外，在当地卖好了之后，对方会主动找我们。”但在这之前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和等待，需要从业者不断尝试改进和研究，找到突破点。

　　黄家坤也表示，从主管部门到出版社和作家，都为出版“走出去”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进步很快，收获颇丰，她相信在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随着人才和市场的成熟，会建立起一个比较通畅的版权输出渠道与境外出版体系对接，不断探索在编印发各个环节的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比如从我们已有的项目看，现在国内外联合出版的情况变多了，目前国内编辑越来越注重策划符合国外读者兴趣的选题，适销对路的图书更容易被外方出版社购买版权。”

　　在国际书展中，国内出版方和版权代理人可以与国外出版方直接接触，通过观察与交流了解海外市场需求。那么BIBF对版权输出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冯榕表示，BIBF是很重要的国际书展，她明显感觉到今年日韩等国出版社的参展意愿强烈。“他们除了想推广自己国家的图书版权，也想从我国引进一些版权；同样，我们也是既想谈引进，也想谈输出，都是‘双向奔赴’。”甚至一些国外出版方在BIBF之前就来到了中国，与国内出版社和版权代理人洽谈业务。

　　黄家坤说国际书展是商业性版权输出的最佳时机，“比如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博洛尼亚童书展，总有很多编辑活跃其中，寻找新的图书选题。”她建议BIBF可以进一步鼓励国外的编辑来中国参展，或许会有更多版权输出的机会。

　　在车玉华眼中，BIBF是国内优秀出版物在国外出版方面前的一次集中亮相，除了国外参展商，还有一些自由出版人到场。“这些人逛书展，自然会关注到国内的这些出版物。”她说玉流文化会在现场举行一个小型版权洽谈会，邀请日本、俄罗斯以及泰国等国家的出版方一起交流。“这几年我们都是通过邮件交流，虽然也有视频会议，但能在线下当面沟通，大家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